這是病人告訴我的故事：
當婦產科醫師宣佈我得了卵巢癌時，我心裏想，天啊，這已經是我這一生得到的第三個癌症了。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一個廣告，內容是有個人從山谷跌了下去，沒死。他站起來又被貨車從身上輾了過去，還是沒死，最後是閃電擊中他，一樣沒死。原來死神在酒吧喝著某牌的啤酒，暫時忘了自己的工作。
一開始我想到的就是這個廣告。不過，這次我未必能夠那麼幸運了。我心裏其實很明白，卵巢癌的存活率非常低。像我這樣的病人，很少有人活過一年的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強迫自己往樂觀的方向思考，既然我都撐過了前兩個癌症，我心想，那麼就沒有道理我不能撐過第三個。
我本身是病房的護理長，到現在為止，我仍然還堅守在我的崗位上。像我這樣吃盡各種苦頭的護理長有個很大的好處，那就是：病人一旦知道感同身受他們的痛苦之後，她們真的會從內心喜歡、尊敬，並且傾聽你的意見。有一陣子我的口頭禪就是：
”你看我，得了三個癌症，還不是一樣在這裏繼續奮鬥……”
後來我愈來愈少用到這句話了，因為每次舊病人向新病人介紹我時，很自然就會說：
”你看護理長，人家得過三個癌症……”
這樣聽，他們似乎就很滿足了。這些說法給病人比醫療還要大的保證，如果護理長得了三個癌症都能活下去，那麼他們自然也能活著。我的存活變成了一種樂觀或是奮鬥的證明。大家都強烈地希望我活下去，而我也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必須如此。
老實說，從某個角度而言，我需要我的病人遠勝過他們需要我。我很少在乎我自己內在怎麼想，可是我的工作讓我發現病人內在的恐懼與不安，於是我告訴自己不要那樣。
像我們病房最近就有一位女性末期癌症患者，知道老公在外面有女人之後，自殺未遂。後來我就告訴她：”既然你自己都要走了，有人願意替你照顧他，有什麼不好呢？”
我跟老公談過這件事時，他只是笑笑。“我是說真的”，我又說了一次：“如果我走了，我希望你再去找一個親密的伴侶。”
他還是一樣，只是笑笑。四年多以來，我安排保險、房地產以及存款……所有未來的事時，他就是那樣笑笑。他不喜歡談那些事情，仿佛所有的那些安排都不會發生似的。
我試圖讓生活沒有什麼不同，自己開車去醫院上班，接受化學治療，接送女兒上下課……假裝一切都如同往常。有時候我也會懷疑我這樣是不是自我欺騙，可是我沒有別的方法，我們都需要這些日常生活。
我有一個16歲的女兒，她從12歲就開始陪我抗癌了。或許我在潛意識裏覺得這次我可能沒有那麼幸運了，我不知不覺會利用接送的時間告訴女兒諸如：用電鍋煮飯、做菜、收拾碗筷、用洗衣機……這些媽媽應該教會女兒的事情。她總是邋邋遢遢的，我很不放心。可是，似乎我愈是教她這些，她的反彈就愈大。我們常常在車上為了這些瑣事吵架。今天下午在車上她竟然問我說：“媽，你是不是明天就要死了？”我想了一下：“還不至於吧？”“如果不是的話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急著逼我呢？”
我聽完之後沒說什麼，臉沉了下來。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事給她這麼大的壓力。
晚上臨睡前，我發現她把廚房的碗筷洗好了。她留給我一張字條，上面寫著：“媽，對不起，我今天下午說了那些話。請你不要擔心我，我不會永遠邋遢的，我只是不希望你死掉……”
我第一個反應就是：媽媽也不想死掉啊。後來我又想起那個死神在酒吧的廣告。我算是個很堅強的人吧，可是我一想起那個死神那麼悠閒地喝著啤酒，我卻在這裏忙個半死。結果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有生以來第一次放聲痛哭。
作者簡介 侯文詠，臺灣嘉義縣人，台大醫學士。專職寫作，兼任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，萬芳醫院、台大醫院麻醉科主治醫。
當婦產科醫師宣佈我得了卵巢癌時，我心裏想，天啊，這已經是我這一生得到的第三個癌症了。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一個廣告，內容是有個人從山谷跌了下去，沒死。他站起來又被貨車從身上輾了過去，還是沒死，最後是閃電擊中他，一樣沒死。原來死神在酒吧喝著某牌的啤酒，暫時忘了自己的工作。
一開始我想到的就是這個廣告。不過，這次我未必能夠那麼幸運了。我心裏其實很明白，卵巢癌的存活率非常低。像我這樣的病人，很少有人活過一年的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強迫自己往樂觀的方向思考，既然我都撐過了前兩個癌症，我心想，那麼就沒有道理我不能撐過第三個。
我本身是病房的護理長，到現在為止，我仍然還堅守在我的崗位上。像我這樣吃盡各種苦頭的護理長有個很大的好處，那就是：病人一旦知道感同身受他們的痛苦之後，她們真的會從內心喜歡、尊敬，並且傾聽你的意見。有一陣子我的口頭禪就是：
”你看我，得了三個癌症，還不是一樣在這裏繼續奮鬥……”
後來我愈來愈少用到這句話了，因為每次舊病人向新病人介紹我時，很自然就會說：
”你看護理長，人家得過三個癌症……”
這樣聽，他們似乎就很滿足了。這些說法給病人比醫療還要大的保證，如果護理長得了三個癌症都能活下去，那麼他們自然也能活著。我的存活變成了一種樂觀或是奮鬥的證明。大家都強烈地希望我活下去，而我也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必須如此。
老實說，從某個角度而言，我需要我的病人遠勝過他們需要我。我很少在乎我自己內在怎麼想，可是我的工作讓我發現病人內在的恐懼與不安，於是我告訴自己不要那樣。
像我們病房最近就有一位女性末期癌症患者，知道老公在外面有女人之後，自殺未遂。後來我就告訴她：”既然你自己都要走了，有人願意替你照顧他，有什麼不好呢？”
我跟老公談過這件事時，他只是笑笑。“我是說真的”，我又說了一次：“如果我走了，我希望你再去找一個親密的伴侶。”
他還是一樣，只是笑笑。四年多以來，我安排保險、房地產以及存款……所有未來的事時，他就是那樣笑笑。他不喜歡談那些事情，仿佛所有的那些安排都不會發生似的。
我試圖讓生活沒有什麼不同，自己開車去醫院上班，接受化學治療，接送女兒上下課……假裝一切都如同往常。有時候我也會懷疑我這樣是不是自我欺騙，可是我沒有別的方法，我們都需要這些日常生活。
我有一個16歲的女兒，她從12歲就開始陪我抗癌了。或許我在潛意識裏覺得這次我可能沒有那麼幸運了，我不知不覺會利用接送的時間告訴女兒諸如：用電鍋煮飯、做菜、收拾碗筷、用洗衣機……這些媽媽應該教會女兒的事情。她總是邋邋遢遢的，我很不放心。可是，似乎我愈是教她這些，她的反彈就愈大。我們常常在車上為了這些瑣事吵架。今天下午在車上她竟然問我說：“媽，你是不是明天就要死了？”我想了一下：“還不至於吧？”“如果不是的話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急著逼我呢？”
我聽完之後沒說什麼，臉沉了下來。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事給她這麼大的壓力。
晚上臨睡前，我發現她把廚房的碗筷洗好了。她留給我一張字條，上面寫著：“媽，對不起，我今天下午說了那些話。請你不要擔心我，我不會永遠邋遢的，我只是不希望你死掉……”
我第一個反應就是：媽媽也不想死掉啊。後來我又想起那個死神在酒吧的廣告。我算是個很堅強的人吧，可是我一想起那個死神那麼悠閒地喝著啤酒，我卻在這裏忙個半死。結果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有生以來第一次放聲痛哭。
作者簡介 侯文詠，臺灣嘉義縣人，台大醫學士。專職寫作，兼任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，萬芳醫院、台大醫院麻醉科主治醫。
